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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給自己六平方米

攢夠200元也不是一件易事，作為一名在街頭流動的理發(fā)師，劉易理一次發(fā)10元，這意味著他至少要給20個人理發(fā)。有時，他還會遇到故意不給錢或者少給錢的人。如果一天有10人光顧他的生意，已是件值得高興的事，但有時候他只能等來一兩位顧客，甚至一整天不開張。3月，北京刮沙塵暴的那天，他也照常外出，坐公交車去建筑工地，一天只有一個顧客。

但劉易還是要把它作為自己的目標。每天外出掙來的錢，要扣留基本的生活開支，包括房租、水電費、生活費，余下的一旦湊夠200元，他就去郵政儲蓄銀行匯到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(以下簡稱“中國兒基會”)，分文不留。

4月15日下午，劉易在六里橋理發(fā)，沙塵暴來了。

匯款的收據，被一張挨一張貼在筆記本上，筆記本裝進一個藍色的文件袋里，陪著劉易輾轉過北京的多個出租屋。如今，文件袋放在緊挨著北京西六環(huán)的王佐鎮(zhèn)東王佐村，一個不足6平方米的屋子里。

北漂18年后，這個6平方米的屋子裝下了劉易的一切。一張單人床和一張小柜子放進這里，就會占掉差不多一半的空間。床里邊堆著各種雜物，擠得他晚上睡覺翻身都難。除此之外，這里再沒什么陳設——沒有暖氣，更不用說空調。電磁爐或煤氣灶也費錢，一個電熱鍋是屋里唯一的炊具。

3月25日入夜后，劉易戴上頭燈在路邊理發(fā)。

屋里沒什么值錢的東西，劉易最珍重的就是那個被塞得鼓鼓囊囊的藍色文件袋。他把它放在床上當做枕頭，在夜里一同睡去。文件袋里貼著匯款收據的筆記本已經有4個。貼完這些，他用了17年。

北京市豐臺區(qū)王佐鎮(zhèn)的郵政儲蓄銀行柜臺員工見他隔三差五就來匯款。一張張5元10元的紙幣湊成200元。多年來，他一直使用“地址匯款”，因為匯款方式陳舊罕有人用，柜臺員工記住了他。除此之外，關于他，人們知道的并不多。

很長的一段時間里，中國兒基會也不清楚那些匯款背后藏著一個怎樣的人，他又是如何將一筆筆匯款湊齊的。直到2020年11月，中國兒基會突然接到劉易的求助電話。

北漂那么多年，那是劉易第一次生重病，腰疼得直不起來，睡不著覺，“蹲廁所都蹲不下去”。病發(fā)前一天，他剛給中國兒基會匯過款，匯完款身上只有50余元。他沒辦法外出理發(fā)，醫(yī)藥費、生活費和到期的房租也無著落。他不喜歡麻煩別人，那是他第一次感到無計可施。

中國兒基會副秘書長王海靜告訴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，收到求助后，基金會核實了劉易的捐款情況。在中國兒基會的捐贈記錄里，劉易的名字2009年7月開始出現，之后他幾乎每月都捐，從不間斷，這個名字下的捐款達到98020元。

2020年，劉易給中國兒基會捐了8600元。與這一年中國兒基會收到的共計4.21億元的捐贈物款相比，他的捐款只是總數的4.9萬分之一。但在王海靜看來，劉易是中國兒基會數不清的捐款人里的一個特例。

“微不足道。”劉易總是這樣講。他出生在山西運城的一個村莊，后來響應國家“西部大開發(fā)”的號召來到新疆，把戶口也遷至吐魯番市七泉湖鎮(zhèn)。他有一個當教師的女兒，跟著早已離婚的妻子在新疆生活，他們之間幾乎沒有聯(lián)系。在老家，父母已經過世，如今他無依無靠，孤身一人。

每天早飯一過，58歲的他就出門理發(fā)，帶上饅頭和咸菜。晚上回到家，他就去超市買降價菜。每天外出掙來的錢，留下生活所需，湊夠200元就匯出去。他已很多年未生過病，因此他甚至沒想著給自己留點醫(yī)藥費。

王海靜告訴記者，基金會就劉易捐款事宜專門開會商量過，決定暫時不再接收他的匯款，并囑工作人員到劉易住處當面溝通此事。與此同時，他們決定在全基金會范圍內進行愛心募捐，半天時間捐了6900元?；I完款的那天下午，錢就被送到了劉易的出租屋里，包括他2020年捐的8600元，一共15500元。

那間出租屋離北京市中心很遠，公交車要跑30分鐘才到距此最近的地鐵站——14號線的最西端張郭莊站，那里距離天安門有30余公里。

劉易是沖著這里低廉的房租來的。2009年剛搬來時月租150元，如今300元。這是東王佐村的一座大雜院里最角落、最便宜、面積最小的一間。中國兒基會的工作人員前來探望時，他只好帶他們坐在院子里聊天。

多年來，那間出租屋幾乎沒什么人造訪。同院兒的鄰居與他并不熟悉，同住一年多，沒講過一句話。他始終一個人在這里生活，一個人吃飯，一個人睡覺，獨自忍疼吃藥，看書。

他原本擁有屬于自己的家和房子。但在山西老家，屬于他的土坯房在母親去世之前被賣掉了。他留幾千塊錢給母親按老家的習俗辦了個葬禮，剩下的錢又捐了。

這個異鄉(xiāng)的出租屋里，陽光被圍墻遮擋住了，終日照不進來，屋里彌漫著潮味。他的一日三餐從簡，蒸倆6角一個的白饅頭，再把鹽、醋、香油倒在切好的洋蔥絲與黃瓜片上涼拌做菜，最后用蒸饅頭時煮沸的水沖一碗蛋花湯。幾乎頓頓如此，有時黃瓜換成青椒，面條替代饅頭。

他幾乎沒什么開銷，省下的錢，他也不存，一筆一筆匯給中國兒基會。

已經無法算清，過去的17年里他匯出多少錢。因為貼在那些筆記本上的匯款單并非全部。劉易告訴記者，他是從2004年開始捐款的，起初，他并沒想過要把匯款單保留下來，扔的扔，撕的撕，后來經人提醒才留下，但偶爾還是會丟失一些。

在早期的一些匯款單上，他甚至并未使用真名。他的有些匯款收據上，姓名一欄寫著“艾新”，后來還出現過“馮賢”，那是“愛心”與“奉獻”的諧音。中國兒基會的過往賬目里，以“馮賢”名字的捐款，從2005年10月至2009年7月，共計19050元。

從出租屋里那沓可供查詢的匯款單來看，劉易的匯款從2004年11月10日開始，數額從50元到100元、200元、400元、1000元不等。17年來，匯款單上的捐款總數已經超過12萬元。

劉易告訴記者，捐款的念頭起于他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張照片，照片上的女孩兒那雙大眼睛給他留下了無比深刻的印象，他一邊回憶，一邊用雙手在眼前比了兩個圈。

他不知道那張照片的名字叫《大眼睛》，后來成了希望工程的經典照片。他想的只是希望“力所能及地幫那些上不起學的孩子”。

他總把“我沒什么文化”掛在嘴邊。他35歲去新疆之前，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，在家中排行老五，小學五年級時，父親年邁，他就輟學回家?guī)透赣H務農掙工分換口糧。他后來想，如果繼續(xù)上學，日子一定比現在過得要好，他那時的同學有人日后考上大學，后來去了某省省委工作。

他是非典過后從新疆來北京打工的，他喜歡看新聞，當他2004年在另一篇報道里看到，時任中國兒基會秘書長的程淑琴慰問地方學校，一條漫長的捐款之路開始了。

2004年，他開始以“地址匯款”的方式，向“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”捐款。那些匯款單上，從未出現過收款賬戶，只有收款人姓名“程淑琴”和收款人地址“北京市東城區(qū)建國門內大街15號”。

王海靜告訴記者，劉易匯來的捐款屬于“非定向捐贈”，“主要用于兒童教育和困境兒童幫扶”。

偶爾，他的匯款單上也會出現其他收款人的名字。2020年武漢疫情期間，他向“湖北武漢市防控防疫指揮部”匯去200元，贈言寫著：抗擊疫情。這筆錢后來被退回，他又匯往湖北省慈善總會。

多年以來，記錄著匯款位置的郵戳出現過“北京西站”“錦繡大地”“木樨園”等，匯款單上匯款地址也時常變動，有時是蓮花池東路118號，有時是四季青鎮(zhèn)田村1號，還出現過毛家灣胡同15號、舊宮鎮(zhèn)關帝廟路1號、大紅門久敬莊，后來，最頻繁出現的是東王佐村。

每一次匯款地址的變動，都意味著劉易在新的地方租下房子。在北京顛沛流離的18年，他在超市門口發(fā)過傳單，在北京西站做過保潔，出沒北京的各個火車站給乘客拉過包，到大紅門服裝批發(fā)市場蹬三輪送過牛仔褲，在新發(fā)地卸過從壽光拉來的蔬菜。最累的一天卸了5萬斤冬瓜，掙150元。

10多年來，這個“沒什么文化”的老北漂，慢慢要被時代和時間淘汰了?？爝f公司多了后，拉包的活兒越來越難做;年紀漸大，送貨卸菜干起來也變得吃力;疫情以來，路邊擺攤理發(fā)的生意也受到影響。

但那些捐給貧困兒童的錢，就是他這么一點兒一點兒掙來的。

他很少向外聲張此事，除非遇到麻煩。比如向前來攆他的城管或保安出示他的匯款單，希望博得同情，但通常并沒有用。一位同院的鄰居還是去年無意間聽說他捐款的事。這個鄰居有些想不通：“你沒錢，你就先把自己過好再說吧。”也有人勸過劉易，“你別捐了，你給你自己留著吧。”但他似乎一點兒也不在意別人的看法。

今年3月，他暫時停止了給中國兒基會的捐款，因為看到一篇關于白血病家庭的報道，他決定先給報道中的4個白血病兒童每人捐200元。劉易說，“他們急著用錢。”

當一位白血病患兒的父親知道他的捐款是每天外出理發(fā)攢來的時，拒絕接收。劉易知道對于一個動輒花費百萬元的白血病家庭而言，200元不過是杯水車薪，而自己“能力有限”，但他執(zhí)意要捐。

他幾乎一天不落地出門掙錢。長期以來，他都不曾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理發(fā)店，也沒有固定的理發(fā)攤點，總在早市、工地、小區(qū)、公交車站、立交橋頭等地四處騰挪。

他純粹地信奉著“一方有難，八方支援”的口號，遇著什么事總想著“盡一點兒心意”。在北京18年來他除了毛主席紀念堂，沒有去過什么地方參觀。

他告訴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，2008年汶川地震時，他本已準備好前往，但發(fā)現地震破壞了交通，火車無法抵達，遂放棄。2013年4月，他從收音機上得知雅安地震，隨即買票去了震中蘆山，在災區(qū)當志愿者幫忙卸礦泉水和救災帳篷。

2020年7月14日夜里，他來到位于江西九江的江新洲渡口。那時，中國南方深陷一場僅次于1998年的洪災，長江中的小島江新洲被洪水圍困。

劉易告訴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，他看到新聞上說這里抗洪缺人，便從北京西站坐了15個多小時的硬座，趕赴九江。一路打聽尋找到江洲鎮(zhèn)防汛抗旱指揮部后，被告知目前已經不缺乏人手。當天晚上，他又悄悄回了北京。從北京到九江的單程車票163.5元，房東后來才知道，那些路費是他借的。

其實他的理發(fā)生意并不穩(wěn)定，時常被保安和城管攆得到處挪攤子，有時還會被搶奪理發(fā)工具。

在北京的10多年來，他獻過24次血，每次都是400毫升。“我原來身體好，但是現在不行了。”劉易說，他已經很久沒有獻血了。如今理發(fā)站久了，他就得坐下歇一會兒，止疼片和治他腰病的藥隨身攜帶。

他被醫(yī)生診斷為“腰椎骨關節(jié)病，脊柱骨質疏松伴病理性骨折”。這是一個長久以來從事體力勞動者腰椎的退行性病變。以前下雨他也出攤，但現在一下雨他就腰疼得出不了門，只好待在出租屋里養(yǎng)病，看書，吃止痛片。

10多年來，他看著出租屋外的院子里那棵李子樹一點點長大，從小樹苗長到樹干與他大腿一般粗細。春天來時，李子花開，清香四溢。但他明顯感覺到自己身體正一點點兒衰老、退化，飯量減少，器官正在萎縮。

以前，干重體力活兒，他常能吃1斤豬頭肉、10個饅頭，但如今只能吃兩個饅頭。大概是咸菜吃久了，胃也今不如昔，出門時常抓一把花生米帶上，沒事嚼嚼，“養(yǎng)胃”。

眼睛在變花，聽力在衰退，力氣更是大不如前。年輕時送公糧，一袋糧食自己也能撩到肩上，但現在抱一捆一二十斤的傳單也覺得沉。他也有些健忘，有時出門理發(fā)，走到公交車站才發(fā)現，有工具被落在家里。

腰犯病后，他變得比以往更在乎時間，著急外出掙錢。天黑了，他就從手提袋里掏出頭燈，像20年前在新疆下煤礦一樣，把燈箍在腦袋上，埋頭繼續(xù)干活兒。

“他的年齡在不斷地增加，他年長之后，謀生的能力降低了。如果再接受這樣的捐款，我們于心不安。”王海靜說，“建議還是量力而行。”

然而中國兒基會的工作人員發(fā)現，劉易并未聽勸，2021年他們再次收到他的11800元匯款。其中1萬元是劉易治療腰病后剩下的，1800元是過去一年他理發(fā)掙來的。

4月7日，兒基會的工作人員第二次到出租屋里探望他，把錢又退了回去，再次建議他暫停捐款。但就在他們到來的前一天，一張嶄新的、匯往建國門內大街15號的200元匯款收據又出現在這間出租屋里。

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 李強文并攝 來源：中國青年報